只是一場流感，生活還是要過－台灣交換生在荷蘭的疫情觀察

1月27號，我從台北飛往阿姆斯特丹，在飛機上的我既期待著未來五個月的交換，也暗自慶幸逃離尚在東亞的新冠肺炎疫情。當時的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兩個月後，我竟在家中隔離，看著荷蘭確診數正式破萬。

一下飛機，帶著口罩的我們成了異類，地勤人員閃著不解的眼神，讓我們一個個脫下了口罩。踏進入境大廳，看著人群互相握手、擁抱、親頰，我們都接受到了訊息：肺炎還沒到荷蘭。

在荷蘭的第一個月，疫情彷彿只是遙遠東方的恐怖故事，不存在於真實生活。街上沒有半張口罩，聽到咳嗽不會有人會想到肺炎，只會問是不是大麻抽多了。遇見室友後，他熱情地推薦我一定要趁復活節假期造訪他的城市，看看哥倫布的故鄉－義大利的熱那亞。

可惜，計畫趕不上變化。2月21號開始，原本只有三例的義大利開始飆升，歐盟國家也一個個淪陷。原先淪陷國家環伺的荷蘭，還「堅守」了將近一周，讓我一廂情願地揣想荷蘭人是不是真的高到吸不到其他人咳出來的病毒。但沒過幾天，一位從義大利返國的荷蘭人開始咳嗽，成了荷蘭的一號病患。

此時，義大利已有四百例確診，進度落後義大利一周的英法也急起直追。南歐漫遊的美夢大概是做不成了，那就去還沒有病例的捷克吧，我當時是這麼天真的想的。

與義大利不同，我們是個富裕的國家

3月5日，室友語氣尋常的問了一句「我的朋友要來找我住幾夜可以嗎？」我越想越不對勁，只能說「義大利剛破三千例，不好吧。」室友回答「我的朋友今晚就來，在機場都會量體溫不會怎樣的，但你真的擔心的話我可以讓他再飛回去。」即使「無症狀感染者」與「十四天潛伏期」立刻浮現腦海，我還是一邊罵著自己鄉愿，一邊笑著說「就來吧，沒關係。」

隔天起床，剛拿酒精把全家噴過一遍，就看到了荷蘭確診破百的新聞，還有十三人追蹤不到感染途徑，同時，有九百個覺得去義大利滑雪仍是個好主意的大學生，正要回荷蘭。於是從那天起，我又戴起了口罩。

後來，我到一位荷蘭人的船屋作客，是個標準到彷彿剛從印度靈修回來的嬉皮。他看我與朋友戴著口罩，就聊起了疫情。點了根菸後，他向我們「揭露」亞洲人肺部裡的接受器是其他人種的五倍，肺炎才在東亞特別猖獗－當然，是假新聞。他也覺得新冠肺炎跟流感根本差不多，只是媒體在炒作恐慌，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他給我的建議倒是不錯－在口罩上畫點圖案「這樣人家就不會覺得你偏執，而是一種時尚宣言。」他的態度，也就是荷蘭人的態度：該得的就是會得，生活還是要過，政府只能做做樣子。

然後，義大利封城了。評論這決定時，奈梅亨大學的教授說荷蘭政府採取了「明理」的措施「義大利的反應非常愚蠢，而且過度．．．與義大利不同，我們是個富裕的國家，擁有很好的公衛系統，而且我們的政府聽從公共衛生院（荷蘭防疫指揮機關，以下簡稱公衛院）的建議。」

到了10號，確診數即將突破四百。為此，既有的肥皂洗手、摀住噴嚏之外，荷蘭首相宣布了第三條防疫措施－不要握手。不過一說完，他就與一旁的公衛院院長握了手，握完才在提醒下驚覺。

荷蘭人沒什麼時間嘲笑首相的失態，因為如此嚴苛的規定對生活影響實在太大。消息傳開後，我在一個群組中看到了以下對話：「政府說不能握手了。」「那該怎麼跟別人打招呼？」「親臉如何？」「親臉還是可以喔。」「謝天謝地！」

或許我們該問的問題是，荷蘭是怎麼拖了一個月才破萬的。

鬼城！這裡成了個鬼城！

秘訣很簡單－沒有檢測就沒有確診。14號開始，荷蘭不再檢驗輕症。不過，這也不是荷蘭想跟呼籲「檢測、檢測、再檢測」的譚德賽唱反調，公衛院發言人後來坦承，由於器材限制了檢疫能量，荷蘭一天只做約2000次測試，當天則驗出了811例。

確診數「蓋牌」後，荷蘭政府動了起來。13日大學停課、15日所有學校停課，餐飲場所強制休息、16日，首相發表了自1970年石油危機以來的第一次電視談話，開始對疫情採取「最大控制」，關閉所有非必要商店。於是，荷蘭一夕停了下來。

眼見經濟即將停擺，荷蘭人以非常荷蘭的方式大肆搶購。首先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大麻，各處「咖啡屋」排起長長人龍，趕著為居家生活增添消遣。紅燈區前排起了短短的隊伍，或許也算另類的囤積吧。最令人困惑的，卻是許多人還到處搶購馬桶紙，直到首相安慰「荷蘭的馬桶紙很夠，夠你們拉十年」才緩解下來。

阿姆斯特丹幾乎淨空。滿是觀光客的廣場只留下沒人餵的鴿子，沒什麼人的電車在沒什麼人的石板路上緩緩行進。大門緊鎖的精品店裡，櫥窗都還亮著，卻無人駐足欣賞。一天，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一位衣衫襤褸的老漢，叫著「鬼城！鬼城！這裡成了個鬼城！」喊聲在街道不斷迴響。

疫情影響到生活後，我才感受到一點對華人的敵視。路上開始聽得到刻意的咳嗽，也不時有人指著口罩不知道激動得講些甚麼。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一次在公園裡，一群騎著腳踏車的大學生從後方騎過後，竟有一人特別兜了一圈到我面前大喊「肺炎來囉！」才騎回狂笑的朋友身旁。

不過，這只是少數的年輕路人罷了，絕大多數人還是保持著荷蘭寬容多元的優良傳統。即使很多華人擔心歧視而不戴口罩，戴著口罩的我日常的應對進退中從未有差別待遇，異樣的眼神也是極少數。

即使疫情嚴重，隨著雨愈下愈少，花愈開愈多，阿姆斯特丹的早春還是來了。許多人打開大門，坐在在前廊的階梯上，藉著陽光讀書。隔著一點五公尺的社交距離，也開始有零星的路人圍著高高的圍巾散步。超市又開始買的到本被搶得精光的馬鈴薯跟義大利麵。沒過幾天，荷蘭人學會了跟疫情共處。

卻也到離開的時候了。早在3月14日，我的大學就以安全為由結束了交換計畫，強制所有學交換生回到原住地。於是，在班機延了又延後，我終於在27日搭上了返台的班機。

一走入機艙，不僅航空公司幫乘客安排了梅花座，乘客自己也是各顯神通，生怕染上病毒。口罩手套自不用說，有幾人連護目鏡與雨衣都戴上了，還見到一位婦人準備了塑膠袋套著座椅，簡直跟無塵室裡的工程師一樣。我知道，我已經回到台灣了。

自己為自己負責

回台後，關在家裡居家檢疫的我，閒閒無事而開始思考，為何荷蘭的疫情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失控？

與台灣最明顯的差異當然是沒人戴口罩。在東亞，戴口罩稀鬆平常，生病自然要戴，為了時尚也可以戴，就連懶得化妝也是帶口罩的正當理由。但在荷蘭，戴口罩是件罕事，只有抵抗力脆弱的老年人或重症患者，會偶爾為了保護自己戴口罩。

即使美國衛生署已經建議連布口罩都比不口罩好，荷蘭政府至今不建議民眾戴口罩，原因是「口罩要有效必須準確戴好，且一天得用兩個」不切實際，而且「戴口罩給人虛假的安全感」，因此「也許我們會在進入下一階段時改變建議，但目前尚未到那個地步。」

追根究柢，整個西方世界的口罩根本不夠。早在3月9日，德國就因禁止出口口罩，扣押了二十四萬個本要出口給瑞士的口罩，瑞士還特別召見德國大使抗議。到了4月5日，美國更在泰國沒收了一批送往德國的口罩，德國內政部長痛批根本是「現代海盜」。給醫療人員的口罩都快不夠的情況下，荷蘭自不可能建議民眾消耗寶貴的口罩。

不戴口罩也象徵著荷蘭的防疫觀念「自己為自己負責」。荷蘭人相信有症狀的患者會自覺待在家中，因此外頭理應安全。即使紐約的疫情早就失控，荷蘭皇家航空仍維持每日直飛航班，甚至不為旅客做篩檢。公衛院表示「我們假設有症狀的人會待在家裡，對從紐約來的人也是如此。」

來往密切的歐盟中，赴義滑雪的大學生只是九牛一毛。荷蘭有數以萬計的旅義公民，與比利時更是近的不得了。兩國間沒有邊境，比利時人平時會為油價差距開車到荷蘭加油。比利時率先關閉商家後，一些緊鄰國境的城鎮中，更出現了同一家商店在荷蘭側可以營業，比利時側則關燈休息的荒謬情景。

危機中，歐盟脆弱的團結也再次受到考驗。德國率先在3月16日重啟邊境管制後，各國陸續關閉本因申根公約敞開的國境。義大利向歐盟請求物資援助時不僅無人響應，中國來的口罩還比德國快。直到現在，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還為振興經濟的「肺炎債券」吵的不可開交。說到底，歐盟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整合，卻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協調。

與鄰國的緊密連接，再加上整體口罩短缺，以及根本性的文化差異，已都使荷蘭的防疫難上加難。同時，荷蘭不若台灣有SARS的慘痛經驗，或許也輕視了疫情早發國家，使荷蘭人民與政府過於放鬆，不願為「另一種流感」影響生活，錯過了早期黃金時間。如今，疫情壟罩一切。

我的損失，只是三個月的異國生活，有些人的故事就不這麼輕鬆了。